三司使，宗因令他参政，继方平后任，惟心中总不忘安石。熙宁改元，即令安石越次
对，宗问治道何先，安石答称：“须先择术。”宗复道：“唐太宗何如？”安石道：“陛下当上法尧、舜，何必念及唐太宗。尧、舜治天下，至简不烦，至要不迂，至易不难，不过后世君臣，未能晓明治道，遂说他高不可及。尧亦
，舜亦，有甚么异难学呢？”语大而夸。宗道：“卿可谓责难于君，但朕自顾眇躬，恐不足副卿望，还愿卿尽心辅朕，共图至治！”已经着迷。安石道：“陛下如果听臣，臣敢不尽死力！”言毕乃退。
一
，侍讲经筵，群臣讲讫，陆续散去。安石亦拟退班，由宗命他暂留，且特赐旁坐。安石谢坐毕，宗乃道：“朕阅汉、唐历史，如汉昭烈必得诸葛亮，唐太宗必得魏徵，然后可以有为。亮、徵二，岂不是当才么？”安石抵掌道：“陛下诚能为尧、舜，自然有皋、夔、稷、契，诚能为高宗，自然有傅说，天下甚大，何材没有？诸葛亮、魏徵还是不足道呢！但恐陛下择术未明，用未专，就是有皋、夔、稷、契、傅说等，亦不免为小所挤，卷怀自去啰。”居然以古自命，且语意多半要挟，其私可知。宗道：“历朝以来，何代没有小？就是尧、舜时候，尚不能无四凶。”安石道：“能把四凶一一除去，才得成为尧、舜。若使四凶得逞谗慝，似皋、夔、稷、契诸贤，怎肯与他同列，合流同污呢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宗很是感动，至安石退后，尚嘉叹不置。于是这位坚僻自是的王介甫，遂一步一步的跨省府中去了。当时朝野士，除吴奎、张方平、韩琦外，尚谓安石多才，定有一番
济，惟眉山苏洵，已作一篇《辨
论》，隐斥安石。还有知洛川县李师中，当安石知鄞县时，已说他眼内多白，貌似王敦，他必
天下。这两事前预料，才不愧先知哩。
师中，楚丘，父名纬，曾为泾原都监。师中少识边
，及长，举进士，知洛川县，后调任敷政县，益知边务。宗嗣位，迁知凤翔府，适青涧守将种谔收复绥州，师中谓种谔轻开边衅，请朝廷慎重。果然夏主谅祚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，几乎宋、夏又复
兵。亏得故相韩琦奉命经略陕西，才得支持危局。从李师中折夏事，又是一种笔墨。这事说来话长，待小子叙明原委，方得一目了然。为下半回主脑。种谔复绥州，尚是治平四年事，本书上文叙王安石，已至熙宁元年，此处系是回溯，不得不从李师中折，且从前宋、夏涉，亦可借此补叙。
先是，夏主谅祚奉册为夏王，宋廷岁赐如常，谅祚亦修贡如故。接应三十一回。英宗承帝位，夏使吴宗来贺，宗出言不逊，有诏令谅祚罪宗。谅祚不肯奉诏，反于治平三年寇掠秦凤、泾原一带，直薄大顺城。环庆经略使蔡挺率蕃官赵明等，往援大顺，谅祚衷银甲，戴毡帽，亲自督战。挺遣弓弩手整列壕外，更迭发矢，夏兵前列多伤，谅祚亦身中流矢，率众遁去，转寇柔远。挺又使副总管张玉领三千夜袭敌营，夏兵惊溃，退屯金汤。会宋廷颁发赐夏岁币，知延州陆诜留币不与，飞章上奏道：“朝廷素事姑息，所以狡虏生心，敢尔狂悖，今若再赐岁币，是益令玩视，愈亵国威，请降旨诘责虏主，待他谢罪，再行给币未迟。”英宗转问韩琦，琦本主张问罪，当然赞成陆议，乃饬陆移牒宥州，诘问谅祚。谅祚连遭败仗，已经夺气，并因理屈词穷，无可解免，只得遣使谢罪，诿言咎由边吏，应按罪加诛云云。是书上达，已值英宗宾天，宗践阼，当有新诏一道，赍付谅祚，诏曰：
朕以夏国累岁以来，数兴兵甲，侵犯边陲，惊扰民，诱迫熟户，去秋复直寇大顺，围迫城寨，焚烧村落，抗敌官军，边奏累闻，共愤。群臣皆谓夏国已违誓诏，请行拒绝，先皇帝务存含恕，且诘端由，庶观逆顺之，以决众多之论。逮此逊章之禀命，已悲仙驭之上宾，朕纂极云初，包荒在念，仰循先志，俯谅乃诚。既自省于前辜，复愿坚于众好，苟奏封所叙，忠信无渝，则恩礼所加，岁时如旧。安民保福，不亦休哉！特谕尔夏主知之！
谅祚得诏，又遣到宋，庆吊兼行。到了冬季，夏绥州监军蒐名山弟夷山，向青涧城求降。青涧城守将系种世衡子，就是种谔，也算世袭。谔受降后，即令夷山作书，招致乃兄，并特赠金盂一枚。适名山外出，有名山亲吏李文喜接得金盂，喜出望外，便与去使密定计策，令宋兵潜袭营帐，不怕名山不降，且乘势可得绥州。去使返报种谔，谔即密奏宋廷，一面通报延州知州陆诜。诜却谓虏众来降，真伪难测，也奏请戒谔妄动。宗命转运使薛向会同陆诜，询明种谔受降虚实，再定机宜。向与诜乃召谔问状，诜始终反对谔议，独向恰有意赞成。两下协定招抚三策，由向主稿，遣幕府张穆之奏。穆之暗受向嘱，既至阙下，面陈谔议可成。看官！试想宗是好大喜功，听了张穆之一番奏对，遂以为有机可乘，乐得兴兵略地。且疑陆诜不肯协力，从中掣肘，竟将他调徙秦凤，专任向、谔，规复绥州。哪知这种谔还要
急，不待朝命颁到，已起兵潜绥州，围住名山营帐。名山毫不预防，突然遭围，自然脚忙手，当由亲吏李文喜导夷山，同劝名山降宋。名山无可奈何，只好举众出降，共计首领三百，户一万五千，兵万名，一概就抚，由谔督兵筑城，缮固守备。夏来争，被谔发兵邀击，杀退夏众，遂复绥州。绥州久已陷没，规复未始非策，但不在谅祚寇边之先，而在谅祚谢罪以后，未免自失信用耳。陆诜以诏命未至，谔即擅自兴师，拟遣吏逮治，可巧穆之西还，传诏徙诜，诜乃叹息而去。
夏主谅祚闻绥州失守，欲发兵寇。部目李崇贵、韩道善两帐献策道：“大王如欲用兵，恐胜负难料，不如另用他计。”谅祚问用何策，李崇贵道：“前宋使杨定到来，曾许归我沿边熟户，我曾送他金银宝物，他受了我的馈赠，却未闻遵约，反听种谔袭夺绥州，真是可恨！我不若诱他会议，杀死了他，就占领了保安，作为根据，然后进可战，退可守，不患不胜。”谅祚大喜道：“果然好计，就照此行罢。”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，见了谅祚，跪拜称臣。谅祚畀他金银，及宝剑一
、宝镜一具，定即许归沿边熟番。及定还，将金银匿住，只把剑、镜献上，且言谅祚可刺状，宗信为真言，竟擢定知保安军。自谅祚用计诱定，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，约定会议。定竟冒冒失失的前去赴会，一到会场，未见谅祚，即由李崇贵责他爽约。定尚未及答，已被崇贵呼出伏兵，刀齐下，将定剁成
泥。该死，该死！随即攻保安，大肆劫掠。警报迭达汴都，宗不免自悔。巧值李师中奏牍亦到，归咎种谔，朝议随声附和，竟欲诛谔弃绥。前时不闻谏阻，至此又如此畏缩，宋廷可谓无。宗未肯遽允，当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延，就近酌夺。接应前回。逵用属吏赵 议， 读如歇。奏陈机宜，大致说：“虏杀王官，应加声讨，若反诛谔弃绥，成何国体？且名山举族来归，如何处置？”言之甚是。一面贻书辅臣，请保守绥州，藉张兵势，规度大理河川，择要设堡，画地三十里，安置降，方为上计。朝议仍然未决，乃调韩琦判永兴军，经略陕西。琦临行，曾言绥不当取，及既抵任所，复奏称绥不可弃。枢府驳他前后矛盾，令再明白覆陈，琦遂覆奏道：“臣前言绥不当取，是就理论上立言，今言绥不可弃，是就时势上立言。现在边衅已开，无理可喻，只有就势论势，保存绥州，秣兵厉马，与他对待，俾他不敢小觑，方能易战为和。”练达之言。奏既上，言官尚论种谔，有旨将谔贬官，谪置随州。会郭逵诇知诱杀杨定系李崇贵、韩道善主谋，遂传檄谅祚，索取罪。凑巧谅祚得病，更闻韩琦镇边，料知不能反抗，只得执住李、韩二献与郭逵。未几，谅祚病死，子秉常嗣立，遣臣薛宗道等赴宋告哀。宗问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