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悲剧结局，估计也会哭的。你能说他们傻吗？作者若无哭腔，又如何叫读者落泪呢？曹雪芹肯定是住在北京的，也是死在北京的。《红楼梦》肯定是写在北京的。至于曹雪芹究竟是住在香山脚下，还是住在通州张家湾——又有什么关系？除了大内紫禁城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留下其足迹。曹雪芹故居——即使是伪托，也总比空缺着要好。总应该尽早给大家提供一个怀念大师的地方吧。至于这地方是否确属大师购置的房地产，模糊点也好（也是一种美嘛），宜粗不宜细。正如许多传说中的古代名人衣冠冢呀什么的（小到西湖的苏小小墓，大到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），都有类似的效果——给其崇拜者找一个坟头哭一哭。情感本身，远远比事实依据之类更重要，更真切。
以我个人为例：买门票参观了曹雪芹故居——哪怕它最终被证明为伪造的（出自旅游行业的策划），我也没觉得钻了圈套，更不会将之定性为“商业阴谋”。那几块钱花得还是很值的。不管对于我，还是对于曹雪芹，都是有意义的。毕竟，它使我产生了那么多的联想，那么多的感叹。毕竟，它也使九泉之下的曹雪芹听到了从人间传来的更多的唏嘘之声。明明是梦，好就好在隔着一层单薄的窗户纸——若彻底捅破了就很没意思。即使我上当受骗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况且，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骗局呀：告诉你饱经磨难的艺术家是怎么生存的，玉璞天然的艺术品是如何诞生的……即使无人骗我，我还愿意这样欺骗自己呢。这不叫欺骗，而是演绎。
在那个万木萧索的冬天，我相信自己邂逅了曹雪芹——枯涩的心灵发出一粒新芽，痒痒的感觉。我与自己所崇敬的大师的灵魂擦肩而过。他都走得很远了，我还频频回头看他，看他的背影。是我梦见了他，还是他梦见了我——为什么我的脚步无比沉重，思绪却无限飘忽？香山脚下的这座农舍，究竟出自曹雪芹的梦境，还是来自我的幻觉？我担心它随时会像影子一样消失。正如每次合拢《红楼梦》，我都意识到自己被大观园拒绝了——书中的人物，生活得比我还要真实、还要丰富。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：即使在我死后，他们还会同样地活着，还会一遍遍地重演着悲欢离合——就像每天都会在天空准时出现的月亮一样。他们按他们的方式活着。他们才是不朽的。
其实，人生的一切经历都带有邂逅的性质，都是偶然。譬如，我与一个人的邂逅，与一部书的邂逅，与一座城市、一座村庄的邂逅，与一条路、一棵树、一眼水井的邂逅，与一只蝴蝶的邂逅——包括与一个梦的邂逅……只要遇见了（甚至只要想起、只要记得），就是缘分。因为更多的人、更多的事物将注定与我无关，与我南辕北辙。而一旦邂逅（哪怕仅是瞬间），就构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构成记忆沙漏里的颗粒——可以打破秩序，却无法剔除。
那怎么能轻易地否定曹雪芹不曾与香山邂逅呢？不曾与卧佛寺里高枕无忧的大佛邂逅呢？不曾与这古老的村落邂逅呢？
怎么能否定：他不曾与我邂逅？
邂逅，原本有多种方式。包括一些秘的心灵感应。
我怀念曹雪芹，并不站在红学家的角度——我既不会“索隐”，又不懂考古。所以，我不仅对香山脚下的“曹雪芹故居”持宽容态度，甚至对在北京城南仿造的大观园也很感兴趣——按图索骥，将校旱里的潇湘馆、怡红院、蘅芜苑、绛芸轩等等，照搬到现实中，而能保持各自的建筑风格，是很需要动点心思、下点功夫的。让《红楼梦》的热心读者们，身临其境地在这“赝品大观园”里逛逛，读书而有所参照——总是件有益无害的事。大不了，就把它当作古典文学教学用的沙盘或模型嘛。总比将大观园一直藏在云里雾里、分不清东南西北要好！作为人，不仅爱幻想，也是很渴望美梦成真的——尤其《红楼梦》，堪称所有美梦中的美梦。连好读书的**都承认：“中国古典校旱写得好的是这一部，最好的一部。”（转引自陈晋著《**读书笔记解析》）
这座大观园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见缝插针营造的，面积有限，在气势上肯定无法跟校旱中（以及读者想像中）的大观园比拟。相当于缩微景观吧？它的另一项意义在于：使大观园作为地名出现在北京的地图上。小小的梦乡。据说其原址本是一片农民的菜地。我想，种瓜果、种蔬菜，再挣钱，也比不上种出一座大观园。毕竟，《红楼梦》在我心目中，属于绝佳的精食粮——虽然不能喂饱我的胃，却能滋补我的心灵。
曹雪芹是北京人，读者却常常忽略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关系，恐怕因为《红楼梦》不仅仅属于北京，更属于整个中国，属于全世界；不仅仅表现了家庭史抑或清代的鼎盛时期（乾隆王朝），更表现了永恒。在这一点上，曹雪芹是后世最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也无法超越的。虽然老舍写了伟大的《茶馆》——平民化的“大观园”。
曹雪芹与老舍同属“北京满洲人”（或称北京旗人），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。记不清曹家算哪一旗，反正老舍是出生在“正红旗下”。他们二人，称得上是另一种性质的八旗子弟——与世人印象中豪奢傲慢的八旗子弟相比，绝对算“另类”了。他们既不提笼遛鸟，又不唱戏捧角，而热衷于写校旱，是少有的文学家。当然，曹雪芹比老舍要更多一些贵族气质，毕竟他是阔过的——这就像贾宝玉与骆驼祥子，虽然性别相同，却风格迥异，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。
人们根据食粥、寒夜奔走、徒穷四壁之类传说，认定曹雪芹命苦，有点像“文革”中遭受冲击的“黑五类”子弟。其实他是吃过满汉全席、享过种种艳福的——否则他如何逐一描绘大观园里的“高消费”(山珍海味、画栋雕梁以及穿金戴银)，如何再现美女如云？假如纯属虚构的话，那他的想像力可就惊人了。别的不说，从《红楼梦》里，将描写饮食的情节抽出来，足够编一本供五星级饭店使用的菜谱。非美食家不能著此书也。以此类推，曹雪芹还基本具备服装设计师、建筑学家、戏剧导演、诗人、琴师乃至娱乐记者的素养。这可都是靠温柔富贵乡里泡出来的，非道听途说或三两天的熏陶所能造就的。公子虽然落难，富翁纵然破产，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。
在这方面，我又很赞成张中行的观点：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曹雪芹不会像诗文中描画的那样穷。文人，张口阮囊羞涩，闭口贫无立锥，也只是说说好玩而已，如果真衣食不足，那就连写阮囊羞涩、贫无立锥的力量也没有，况八十回的锦锈大书乎?所以所谓文穷而后工，穷只是未大富贵，却必须执笔半日，到食时还有，哪怕是粗茶淡饭，送上桌面。还不只是粗茶淡饭，见于诗文，他也不少喝酒，显然，不名一钱是办不到的。还可以看看他的朋友，敦氏弟兄等都是中上层人物，他的情况会下到底层吗？”我想，曹雪芹再尴尬，也会比大清帝国垮台后破落的旗人境遇要稍好些。令其有切肤之痛的并不完全是物质，而更多的存在于精层面上——譬如爱情的失落、亲朋的离散。就像在高鹗续写的结局中，贾宝玉遁入空门，绝对不会是经济的原因，绝对不至于为躲债而离家出走。
说实话，当我第一眼看见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时（尚不知其假），头脑首先浮现出“光着头、赤着脚、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”云游的怡红公子。我下意识地念叨：贾宝玉呀贾宝玉，原来你躲到这里了。让我好找啊！古刹如林，人海茫茫，原来你投奔的是卧佛寺呀！
在《红楼梦》结尾，贾宝玉和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，口中作歌：“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。我所游兮，鸿蒙太空。谁与我逝兮，吾谁与从。渺渺茫茫兮，归彼大荒。”他所隐居的青埂之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