笨拙的、哀怨的严肃性，在当时一片忸怩作态的背景前，显得极不寻常。这是精雕细刻的诗，有些傲气，又具有魔鬼精，同时显得无限绝望，奄奄一息，几乎是在呼救。”这尤其体现在他那著名的诗句里：“时间啊!跛腿的像画匠，请你把我——世纪的畸儿——的形象画在龛里，我孤独得很，如同接近失明的人的最后一只眼睛！”帕斯捷尔纳克据此评价：“时间听从了他的话，做了他要求做的事。他的面孔被画进世纪的龛里了。但要看到这一点，识破这一点，需要有何等的本领啊!”他亲眼目睹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演变，及其对自身的修改与阉割——作为跻身于时代殿堂而必须举行的精割礼:“我当时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对宣传工作那么卖力，硬把自己和伙伴们往社会意识中灌输，我不能理解他的哥儿们义气、行帮思想，为什么他要让歌喉服从于迫切的现实。”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后期作品也就不敢恭维:“那些拙劣的押韵的东西，那满篇的空话，那些人云亦云的玩艺儿和老生常谈的大头话——写得做作，混乱而又不俏皮，我已经无动于衷了。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什么马雅可夫斯基了，是个不存在的马雅可夫斯基。怪的是，什么也不是的马雅可夫斯基居然被视为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。”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有权力做如此辛辣的批评，因为他终生都坚持着自我，不曾在内心闹任何一次哗变。幸好他还多多少少为亡友做了点辩护：“马雅可夫斯基生平最后几年，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，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，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；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；那时，一句话，文学停滞了……”以此来强调时代的责任大于个人的责任——因为弱小的个人难免成为强大的时代的傀儡。
不管怎么说，马雅可夫斯基背叛了自己，在形象上如愿以偿地成为一个特定的时代的巨人——但在精上，在诗歌艺术上，他又确实是“世纪的畸儿”。更令人悲哀的是，这同样是其自我塑造的结果。他在美化着时代的同时无形中又在丑化着自己，不过在当时，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形象终究会显得像小丑一样蹩脚，甚至更多的人也无法意识到——大家全都被蒙蔽住了双眼。在当时，病态的马雅可夫斯基被视为健康无比的大力!英雄主义的夸张腔调其实并不适合这位原本温柔的诗人——他戴着一顶过大的帽子，终将被风吹跑的。他所憧憬的绘有自身形象的龛，只不过是一面哈哈镜罢了。而他却为之做出了最大的牺牲，成为这个世纪畸形的产儿——连哇哇坠地的哭声都像是对时代的讨好。诗人的傲骨变成了媚骨。
“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，就是对自己表示绝望，抛弃了过去，宣布自己破产，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。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，不能拯救他，也不能支持他。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，个人结束了。也许，不是出于恪守决定，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，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苦痛，忍受不了这徒然的、令人绝望的期待，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”这段有关自杀的言论，是帕斯捷尔纳克针对马雅可夫斯基而发出的。他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孤傲而开枪自杀的，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的某些事，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。其实，在马雅可夫斯基举枪自杀之前，在他孤注一掷地选择了后期的创作风格之时，他就已经死了——或者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就是不存在了，以及什么也不是了。一个不存在的马雅可夫斯基，在继续写诗，写着一些很实际、又很虚无的诗篇，居然还把周围的观众感动了很多年——这本身就很荒诞。在他完成了早期的创作之后，他真正的艺术寿命就已终结了——继续活下来的不过是一个他自己安排的替身演员。马雅可夫斯基变成另一个人了。更确切地说，他早在这时候就亲手杀死了自己——不是用枪，而是用笔!这同样堪称是一次自杀，一次艺术上的自杀。他错误地扼杀了自己的才华——并且还以为由此可以获得新生。他大错特错了。至于发生在193o年的他的自杀，不过是前一次的回声罢了，或者说，他先后两次杀死了自己。先是扼杀了灵魂，后来又摧毁了肉体。如果我的这番演绎在情理上可以成立的话，无疑把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期又大大地提前了。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新时代的“诗人之死”。跟普希金一样，马雅可夫斯基其实也死于决斗——死于与自身的决斗。这种特殊的决斗同样是以悲剧而宣布结局。真正的诗人死了，死于鲜血染红的雪地里，死于被涂改了的稿纸上，死于诱惑，也死于压力……只不过马雅可夫斯基之死更不易察觉，几乎可以说是不为人知。当然也可以说：从他艺术的自残到他生命的终结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是一次残酷的慢性自杀。
马雅可夫斯基后期的作品在当时似乎有着强大的繁殖力——更多的人在争相模仿他的风格，包括他的“楼梯式”。甚至在他自杀之后，世纪的龛也未撤下他那浓墨重彩的自画像——并且还以圣徒像来命名。一切似乎都为证明他还活着，证明他那非凡的生命力。关于这一点，帕斯捷尔纳克做过点评：“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，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。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。这次死亡，责任不在于他。”那么，责任在于谁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