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困扰东汉政府的大难题，尤其东汉中期以后，水旱蝗灾连年不断，永兴元年（153年），全国有1/3的郡县遭受水灾、蝗灾、几十万户倾家
产，流亡在外，冀州出现
相食的惨状。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豫州发生大饥荒，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。到灵帝时，“河内
食夫，河南夫食”。黄巾起义，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，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，曾主张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，各护归本郡，以孤弱其党，然后诛其渠帅”。可见东汉政府针对流民的对策无非是镇压和招抚两个办法，如果镇压的掉就镇压，镇压不掉，就减免税赋吸引招抚流民回乡
籍，比如东汉和帝永元六年（公元94年）诏流民“又欲就贱还归者，复一岁田租、更赋”。还有就是划拨土地、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，以置流民。比如灵帝末年，“羌胡大扰，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。建安十八年，省冀州。二十年，始集塞下荒地，立新兴郡”以处流民。比如汉魏之际，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，建立州治，“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”。对于三**阀来说，流民差不多就是主要兵源，比如东汉末年战
之际，南阳、三辅百姓数万户流益州，被刘焉“悉收为兵”，名曰“东州兵”。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“流荆州”。后关中稍安，大多返回故乡，因“无以自业”，被曹
所属“诸将各竞招怀，以为部曲”。
汉代的
赋
汉代的赋、算赋，对征收，属于
税
质。按征税，最先开始于秦代。据史载：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数收税，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，充作军费，至于是否有男
老少之别，收多收少之差，史无记载汉代的赋又叫钱，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。汉代规定，凡适龄的少年儿童，不论男，每每年要
纳赋钱二十，充作皇室收。汉武帝时，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，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，加重赋的征收，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赋，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，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，即作为军费开支。由于赋的加重，民难以负担，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，制造了很多惨剧。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，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，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（公元前48年），由于贡禹的建议，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。但钱数额并未减少，每每年仍征二十三钱。对少数民族地区，也要征收赋。如东汉时，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，每收布二丈
更赋
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所征课的代役钱。汉代规定，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正卒、更卒和戍卒的义务；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，服役的数也不需要那么多，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，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，这种代役金叫更赋。
汉代的更赋，其征收标准是：（1）正卒：如不亲自服役，可纳钱二千，由政府雇代役。（2）戍卒，如不服役，每每年纳钱三百。由于戍卒的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
况不同而有增减，特别是东汉时，戍卒多征发犯罪之充当，更赋的纳和使用，不同时期有多少差别，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（更赋）有一部分余额，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。
汉代的徭役，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：买复，即出卖免役权。买复始于西汉文帝，当时向国家纳一定数量的粮食，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，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。汉武帝时多次许民买复，如元朔（公元前124—前123年）年间，因军费开支过多，府库空虚，于是允许民纳一定数量的
婢后，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。元封（公元前1o9—前1o8年）年间，允许粮食买得免役权。武帝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又卖武功爵，分十七级，这次是收钱或黄金，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，可终身不服徭役，不纳更赋。
买复措施的实行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，但从长远看，对国家是不合算的。几十年后，元帝永光三年（公元前41年），因服役的少了，给国家带来了困难。当然买复这一措施对富豪、权贵之家是有利的，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，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劳动民身上，使劳动者不胜其苦。
关税
关税在汉代，关税属于通过税质。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。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；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。
秦汉以前，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，以纠察违法行为。但是关卡之多，为各国商旅所不便。秦统一全国，为商业往开通了道路。汉初，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，“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”，使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”，以沟通各地财货，活跃城乡经济。文帝时，把关也撤掉了。景帝四年春，因吴、楚、赵、胶西、济南、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，又复置诸关，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。武帝太初四年（公元前1o1年），才有明文记载，在武关设官收税，不过税率不高，所收的钱，也不列国家财政，仅供“关吏卒食”，所以财政意义不大。发展到东汉，关税
显重要，征收也较繁苛。延康元年（公元22o年），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，指出关津加重征税，于商民不便，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，恢复十一税率。可见，东汉末年，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。至于同匈设关贸易，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，是否课税，如何课税，税率高低，有无优免，等等，史籍没有记载。
酒专卖汉代对酒实行专卖，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（公元前98年）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“榷酒酤”。但只实行了十七年，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，不得不作让步，改专卖为征税，每升税四钱。东汉时，因所属统治区缩小，又常遭水旱之灾，所以一再禁止私卖酒，可见一般况下实行的是私经营国家征税制。
西汉的专卖政策，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，特别是汉武帝时，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，广开财源，所以，对盐、铁、酒实行专卖，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。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，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，有助于增强力，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，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，盐铁在专卖过程中，出现了不少弊病，主要是价格太高，民多不便；铁器质量粗劣，又无选择的余地；有时还征调民去服徭役。
车船税和缗钱令
车船税：对车、船所有者征收的税。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，武帝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冬，“初算商车”。征收的对象为商和除官吏、三老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、船所有者。凡商贾的轺车（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）每辆二算；其他有轺车者，每车一算；如属官吏、三老、北边骑士，其占有的车不征税。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。
汉武帝的缗钱令，首先针对当时的商和手工业主，对他们所有的钱、物征税，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又扩大了征收范围，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，包括缗钱商货、车、船、田宅、牲畜、及至婢等，均在征税范围，需要一一评定，汇总征税。这种做法，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；或以多报少，或匿而不报，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。其实，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，颁布税法时，即有罚则规定。所以，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，汉武帝于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颁布告缗令，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，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、漏税之；元鼎三年（公元前114年）还出赏格，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。其结果，“杨可靠缗遍天下”，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