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府。梁焘亦因议政未合，遂称疾乞休，乃再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
，兼中书侍郎。杨畏、来之邵复上论纯仁不可再相，乞进用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，疏
不报。吕大防欲引畏为谏议大夫，纯仁谓：“畏非正
，怎可重用？”大防微笑道：“莫非恨他劾奏相公么？”纯仁尚莫明其妙，苏辙在旁，即读畏弹文。纯仁道：“这事我尚未闻，但公不负畏，恐畏且负公！”隐伏下文。大防不信，竟迁畏礼部侍郎。畏劾范纯仁，且请用章、吕等，其隐
已可窥见，何大防尚未悟耶？元祐八年八月，太皇太后寝疾，不能听政，吕大防、范纯仁宫问视，太皇太后与语道：“我病将不起了。”吕、范齐声道：“慈寿无疆，料不致有意外事。”太皇太后道：“我今年已六十二岁，死亦不失为正命，所虑官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。年少，容易受迷，还望卿等用心保护！”吕、范又同声道：“臣等敢不遵命！”太皇太后顾纯仁道：“卿父仲淹，可谓忠臣，在明肃垂帘时，惟劝明肃尽母道，至明肃上宾，惟劝仁宗尽子道，卿当效法先，毋忝所生！”纯仁亦涕泣受命。高后岂亦虑哲宗之难恃耶？太皇太后复道：“我受宗顾托，听政九年，卿等试言九年间，曾加恩高氏否？我为公忘私，遗有一男一
，我病且死，尚不得相见哩。”时嘉王
哲宗乃亲政，甫经著手，即召内侍刘瑗等十内给事。翰林学士范祖禹谏道：“陛下亲政，未闻访一贤臣，乃先召内侍，天下将谓陛下私昵近臣，不可不防。”哲宗默然，好似不见不闻一般。侍讲丰稷亦以为言，反将他出知颍州。出手便弄错。范祖禹忍无可忍，复接连上疏，由小子略述如下：
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，悉变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以误国，勋旧之臣屏弃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继远引。又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。赖先帝觉悟，罢逐两，而所引群小，已布满中外，不可复去。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
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事，兵民死伤，皆不下二十万。先帝临朝悼悔，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。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，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、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，民皆愁痛嗟怨，比屋思
。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如解倒悬。惟是向来所斥逐之，窥伺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进
言，万一过听而误用之，臣恐国家自此陵迟，不复振矣。
这疏大意，是防哲宗召用熙、丰诸臣。还有一疏，仍系谏阻近幸，略云：
汉有天下四百年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及其亡也，皆由宦官，同一轨辙。盖与同事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汉自元帝任用石显，委以政事，杀萧望之、周堪，废刘向等，汉之基业，坏于元帝。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，宦官遂盛，李林甫、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，唐亡之祸，基于开元。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总兵，权势震灼，中正兼
四路，
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最多。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再陷，用臣兴土木之兵，无时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为国敛怨，此三者，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。今召内臣十，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臣所以敢极言之，幸陛下垂察焉！
两疏呈，哲宗仍然不省。范纯仁、韩忠彦等亦面请效法仁宗，均不见纳。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，甫出国门，杨畏即首叛大防。上言：“宗更立旧制，垂示万世，乞赐讲求，藉成继述美名。”哲宗便召畏对，并问：“先朝旧臣，孰可召用？”畏举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、邓润甫、李清臣等，各加褒美，且言：“宗建立新政，与王安石创行新法，实是明良济，足致富强。今安石已殁，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，请即召为宰辅。”哲宗却很是信从，当下传出中旨，复章惇、吕惠卿官。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，邓润甫为尚书左丞。至宣仁太后葬毕，吕大防回都，闻侍御史来之邵已有弹章，即上书辞职，哲宗立即准奏。拔去首辅，好算辣手。于是彼言继志，此言述事，哄得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，一心一意的绍述宗。元祐九年三月，廷试进士，李清臣发策拟题，题云：
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
亦何有必焉！
原来元祐变政，曾禁用王氏《经义》《字说》，科试仍用诗赋，补上文所未及。所以李清臣发策，看作甚重。第一条便驳斥词赋，第二条
主青苗法，第三条指免役，第四条论治河，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，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。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：
伏见策题历诋行事，有诏复熙宁、元丰之意。臣谓先帝设施，盖有百世不可易者。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，至于事或失当，何世无之？父作于前，子救于后，前后相继，此则圣之孝也。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。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，以谶决事，上下恐惧，怀不安。章帝
鉴其失，代之宽厚恺悌之政，后世称焉。本朝真宗天书，章献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之梓宫，以泯其迹，仁宗听政，绝不言。英宗濮议，朝廷汹汹者数年，先帝寝之，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帝之贤，与吾仁宗、宗之圣，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？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，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，则大事去矣。
哲宗接阅奏章，竟勃然大怒道：“辙敢比先帝为汉武么？”我谓宗尚不及汉武。言下即欲逐辙。辙下殿待罪，众莫敢救。范纯仁从容进言道：“武帝雄才大略，史家并无贬词，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。陛下甫经亲政，待遇大臣，也不当似
仆一般，任呵斥。”正说着，有一越次奏道：“先帝法度，都被司马光、苏辙等坏尽。”纯仁视之，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，遂抗声道：“这语是说错了。法本无弊，有弊必改。”哲宗道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古所并讥。”纯仁便接奏道：“辙所论是指时事言，非指品言。”哲宗颜色少霁，乃不复发语，当即退朝。辙前时曾附吕大防，与纯仁议多不合，至是方谢纯仁道：“公乃佛地位中，辙仗公包涵久了。”纯仁道：“公事公言，我知有公，不知有私。”名副其实，是乃谓之纯仁。辙又申谢而退。越
，竟下诏降辙官职，出知汝州。
及进士对策，考官评阅甲乙，上第多主张元祐。嗣经杨畏覆勘，悉移置下第，把赞成熙、丰的策议拔置上列。第一名乃是毕渐，竟比王、吕为孔、颜，仿佛王、吕二的孝子顺孙。自是绍述两字，喧传中外。曾布竟用为翰林学士，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。未几，即任章惇为尚书左仆，兼门下侍郎。章惇既相，憸当道，还管什么时局？什么名誉？贬苏轼知英州，寻复安置惠州。罢翰林学士范祖禹，出知陕州。范纯仁当然不安，连章求去，也出知颍昌府。召蔡京为户部尚书，安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，林希为中书舍，黄履为御史中丞。先是元丰末年，履曾官中丞，与蔡确、章惇、邢恕相结。惇与确有所嫌，即遣恕语履。履尽排击，不遗余力，时目为四凶，因被刘安世劾奏，降级外调。惇再得志，立即引用，那时报复私怨，夕罗织，元祐诸君子，都要被他陷阱中了。去恶务尽，元祐诸贤不知此义，遂致受殃。
当下由曾布上疏，请复先帝政事，下诏改元，表示意向。哲宗准奏，即于元
